2月20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根据投票结果，22个项目入围终评。其中，陕西共有两项考古（清涧寨沟遗址、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进入终评，冲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入围终评项目名单
（以时代早晚为序）
1 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2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3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4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5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6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
7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8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9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10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
11 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
12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13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14 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15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
16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17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
18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
19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20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21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22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遗址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黄土厚达百米，南流黄河及其西岸的支流无定河、北洛河为境内主要河流，地貌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梁峁相连。陕北清涧、绥德、子洲、延川等相邻十余个县以往曾出土二百五十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显示出复杂的面貌特征，代表了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对于探索黄土丘陵地区商代聚落形态和社会架构，始终是学界极为关注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为了深化这一研究课题， 2022年6月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以往考古发掘工作的基础上，联合市、县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寨沟遗址及周边区域开展了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初步搞清了其为一处非常典型的商代李家崖文化遗址，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聚落结构、建筑布局、文化面貌和丧葬习俗，出土了大量特征鲜明、风格不同、造型精美的文化遗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收获。
主要发现
一、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在村东北相邻的11个梁峁之上，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遗迹，初步发掘揭示为一处分布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图1）。
图1 寨沟遗址聚落结构图
核心建筑区
位于遗址中心一处名为“寨塬盖”的黄土塬盖上（图2）。寨塬盖顶部平整开阔，面积约2万平方米，整体均经过“镶崖包坡、去高就低”式夯筑处理。四周均为黄土夯筑包边的遗迹，现存可见的陡峭夯土墙体最高达16米，其内可见分布规律的紝木洞（图3）。塬顶形成平衍的台城状貌，其上有规划地建造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商代夯土建筑群。发掘揭露出一组由下沉式中心院落和四周廊房组成的建筑群。建筑群整体呈东西向“回”字形，方向约55°，合围区域面积约6000平方米。中心院落东西长43、南北宽18、最深1.8米。其四周向外依次是夯土建筑台基和四周回廊（图4）。建筑群西侧的斜坡门道保存较好，现存长度16.7、宽4.5米，残高2.9~4.95米，门道南北两壁各等距设置9根壁柱，地面还有倒塌木柱残存，底为斜坡向外，铺设木板尤为罕见（图5）。建筑遗址内出土大量李家崖文化陶片及部分石器、骨器、卜骨等遗物，西门道填土内还发现有集中填埋的破碎石磬、石斧、石钺、石铲等残片，部分可基本拼对完整。
图2 寨沟遗址寨塬盖远眺
图3 寨沟遗址寨塬盖包边夯土墙
图4 寨沟遗址寨塬盖夯土建筑
图5 寨塬盖西门道
大型贵族墓地
位于寨塬盖核心区以东2.5公里的后刘家塔村长梁山顶部。墓地共有4座墓葬，依山梁走势南北向逐一排列，墓向均为南北向。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图6），大中型竖穴土坑墓3座（M2、M3、M4），这些墓葬均被盗扰。三座大型墓均口大底小，墓壁收分甚大为突出特点。墓室均有木质棺椁，椁顶均发现葬车的迹象，M1葬车4辆，M3、M4葬车各1辆。墓葬虽均遭到不同时期的严重盗扰，仍出土铜、金、玉、陶、石、骨、贝等随葬品200余件（图7）。
较为重要的有M1出土青铜车马器，包括铜铃、铜轭首、铜觽、镶绿松石铜八角形衡饰、衡末饰等，另有一件燕形镶绿松石铜带扣，精美异常；M2出土一件夔龙纹骨器残片；M3出土有环首刀及镶绿松石兽面纹雕花骨匕，长45厘米，纹饰精美，体型硕大；M4出土三件金耳环，体现出典型的北方文化因素。
图6 后刘家塔墓地M1平面正射影像
图7-1 后刘家塔墓地M1出土
镶绿松石燕形铜带扣、铜八角形车衡饰、铜车踵残件
图7-2后刘家塔墓地M1出土
玉兽面饰、玉鹦鹉饰、金耳饰
小型墓地
位于寨塬盖核心区以东500米处的鱼塔梁南坡。共发掘商代小型墓葬33座，均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墓葬口略大于底，墓向不一，以东西向为主，葬具均为木质单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多为西向（图8）。随葬陶器仅用一件陶鬲或陶钵，青铜器有铜戈、削刀、斧、蛇首匕等，还出土有珍贵的红玛瑙珠、海贝、螺壳组合项饰（图9）。
这一批墓葬随葬品组合清楚，尤其是铜器、陶器共存，为该地区以往所罕见，为了解墓地丧葬习俗和组合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材料。出土铜器中直内戈为典型殷墟风格铜器，而蛇首匕又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铜器，不仅为首次科学发掘，且位置清楚，为判定该器功用特征提供关键证据。红玛瑙珠在商代考古中也极为少见，红玛瑙珠和海贝组合的项饰在商代墓葬中也是时代较早的重要发现。
图8 寨沟遗址鱼塔梁小型墓葬
图9寨沟遗址鱼塔梁墓地出土
蛇首匕、铜戈、项饰
铸铜遗存
主要为陶范，与小型墓地同处一地，出土于一段被墓葬打破的夯土护坡墙基槽内，共出土30余块陶范残块，可辨纹饰有云雷纹、联珠纹等，器形有簋、觚，觯等铜器，陶范纹饰繁缛、精美，殷墟风格突出，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铸造技术和能力，为探讨当地早年出土青铜器来源提供了关键材料（图10）。
图10寨沟遗址鱼塔梁出土陶范
二、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数量最多的甲字形大墓
另于寨沟遗址以南的瓦窑沟塬（图11），调查勘探发现类似后刘家塔M1的甲字形大墓9座，分布在南北绵延2000米，东西宽150-200米范围内。墓葬带墓道总长为25~70米、开口面积200~2500平方米、深度10米以上，多数墓葬开口面积已经超过安阳西北冈王陵区的大墓。
2023年对M3、M8两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M3全长60、宽24.5、深17米；M8全长62、宽25、深19米（图12）。两座墓葬均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墓葬口大底小，墓壁收分甚大，东西两壁有大量不规则的生土台，墓道均为南向。两座墓亦均发现葬车。M3葬车3列共12辆，多盗扰破坏严重；M8葬车1列共8辆（图13），多较为完整，一些精美的车器构件亦原位保存。计有衡末饰、銮铃、车軎、辀首饰、踵饰、舆輢端饰等，形制多有特点（图14）。
图11 瓦窑沟墓地
图12 瓦窑沟大墓
图13 瓦窑沟葬车
图14 瓦窑沟车辖軎
三、首次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
瓦窑沟M3编号12的车子，形制最为奇特，在目前商周考古发现中属仅见。为平行的双直辕，前端横置一弓形轭，后连接椭圆形车舆，单轴贯穿两轮。辕通长4米，轮距约1.8米。车体木构末端多见青铜器饰件，辕、軨等部位髹漆，制作精美，装饰讲究。据形制结构特征观察，当为首次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其应该就是文献和金文中记载的牛车或大车。
学术价值与意义
寨沟遗址的相关发现，揭示了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商代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的样貌，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成熟精细的陶范遗存、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墓、精美的出土文物，在我国北方地区为目前仅见。揭示出商代晚期陕晋高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明)的独特性。
大型墓葬的发现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学文化背景，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为今后该地区的工作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大型墓葬普遍随葬数量丰富的车辆，为探索我国古代马（牛）车的发展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
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约50余万平方米。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
主要发现
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图1）。墓道两侧有三座车马陪葬坑。墓葬南侧、西侧有壕沟环绕；北侧为断崖；东侧为古河床，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
图1 M1发掘现场
1号墓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墓室呈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9、东西宽28米；墓底南北长12、东西宽9.6米，深15.6米。墓壁有三层台阶，墓室分布大量木炭。墓上曾存在着封土（图2）。
图2 墓室正中剖面
墓室中心棺椁塌陷、朽坏严重（图3），遗迹堆积厚约20-40cm。初步判断，有两椁两棺。人骨残留较少，可见头向朝南，直肢葬。我们将主棺椁整体打包提取到实验室，搭建了室内考古发掘平台，正在进行室内清理（图4）。
图3 墓室正射影像图
图4 室内考古发掘平台
墓内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铁器以及金银质地的小型明器。陶器器形有茧形壶、缶、罐、豆、盆等（图5）。青铜器有鼎、豆、钫、壶、盘、甑、灯以及编钟、琴轸等（图6）。玉器有玉圭、玉壁及小玉鼎等。兵器有铁剑、铁甲、带廓铜弩机、铜戈等。小型明器有金银骆驼、舞袖俑、吹奏俑、百戏俑、马俑、骑马俑、猎犬、银盒等（图7）。另有金带钩（图8）及数量较多的铜半两。
照片5 墓中出土陶器
图6 墓中出土铜器
图7 墓中出土小件器物
图8 墓中出土金带钩
北墓道直通墓底，为主墓道。在北墓道清理出一辆四轮独辀木车，木车遗迹保存完整（图9-10）。木车总长约7.2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4.2米，红色鲜艳，保存完好，已清理出铜质盖弓帽19个，均套于盖弓上，盖弓遗迹保存较好；车盖下压有方形木架，当为车舆。上有曲尺形、圆柱形铜构件。车舆两侧共有4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车衡与车辕十字相交，衡上有两个车轭，均保存完整。
图9 墓道中出土四轮车
图10 车伞检测
陪葬坑P1位于M1南墓道西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8.3、东西宽5.5米，深4.2米，为木椁式结构（图11）。发现三个盗洞，遗迹和遗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留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犬类动物遗迹一副，遗物主要是青铜车马器。
照片11 陪葬坑P1发掘现场
陪葬坑P2位于M1北墓道东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9、东西宽6米，深4米，木椁式结构（图12）。出土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马骨保存基本完整，均佩带马勒等马具，处于驾车状态；木车已朽，车上可见盖弓帽、辖軎、弩辄、角柱饰等青铜构件，同时保留有少量彩绘遗迹（图13）。
图12 陪葬坑P2发掘现场
图13 陪葬坑P2出土彩绘
陪葬坑P3位于M1北墓道东侧，与P2相距约17米，南北长27、东西宽5米，残存深度约2米，面积135平方米，为三个陪葬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现盗洞13处，对陪葬坑造成巨大破坏（图14）。根据残留遗迹来判断，埋藏5组车马（一组为羊车），包括独輈木车4辆，双辕木车1辆。马头均朝北，车在马后。
第一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图15）；
第二组为双辕木车（图16），车马残长约5.6米，车前驾5马，分两排，前排2马，分列左右最外侧，后排3马并列居中，中间一马左右两侧各有一道木质车辕，两辕相距0.75米，残长约0.6米和1.15米，上有对称分布的铜环；
第三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第四组为4马驾独輈木车；最后一组为六羊，并列一排，骨骼保存完整（图17-18）。身上装饰有类似于驾马的铜节约、带扣、铜环等青铜马具（图19），显示出处于驾车状态——当为羊车。羊骨身后车辆被破坏。坑内出土器物主要是车马器，包括盖弓帽、铜泡、节约、辖軎、车轙、角柱饰、衡末饰、轭顶饰、铜环、马衔鏣，以及铜盆、铁斧、铁铤铜镞等器物。
图14 陪葬坑P3发掘现场
图15 陪葬坑P3出土2马独辀车
图16 陪葬坑P3出土双辕车
图17 陪葬坑P3出土六羊
图18 羊骨检测
图19 羊身上的配饰
学术价值与意义
通过对墓葬及其陪葬坑的发掘，我们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收获和新认识。
首先，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
1号墓为一座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
其次，“帝国第一陪葬墓”见证历史变革。
此墓从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皇帝陵整体规划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墓主等级极高，是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它见证了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战国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折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历史变革， 极大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和多种用途的车辆，集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见，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
墓道中的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初步判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现象。
陪葬坑中出土的5组车马（含羊车），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异，集中反映了男性墓主生前出行的盛况，展现了秦帝国时期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是中国车制变革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丰富了车马陪葬坑的内涵，对认识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第四，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特性的体现。
1号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等级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现，尤其是小型金属俑的立体造型艺术，与兵马俑的艺术风格相似，代表了秦代极高的艺术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对于秦人、秦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时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研究华夏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演进、升华的历史实证，体现出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也是秦人对外来文化因素积极吸纳、拿来为我所用的文化自信的一种物化表现。
总之，1号墓的发掘，是近年来秦始皇帝陵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它反映了处于变革时代的秦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上的变革、礼仪上的变革以及技术上的变革，是研究战国晚期乃至于秦时期的政治制度、丧葬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绝佳的范本。